郑欣淼
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故宫研究院院长。2003年首倡“故宫学”。出版有《文脉长存：郑欣淼文博笔记》《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故宫学概论》《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等三十多部著作。
2025年10月，605岁的紫禁城迎来它作为博物院的第100个春秋。
建院百年之际，故宫博物院特别推出“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通过200件（套）珍贵文物文献，展现故宫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果，立体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总书记对新起点上故宫人发扬优良传统、承担光荣使命提出殷切期望：“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使命。”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创造的文化瑰宝，蔚为大观。截至2024年年底，故宫博物院藏品数量超过195万件（套）。这是故宫博物院第五次文物清理深化和延续的成果。然而鲜有人知，这些文物和我们的国家、民族，曾经历过一段风雨如晦、山河破碎的岁月——那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保卫战。
近日，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者郑欣淼的著作《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在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我们有必要跟随郑欣淼院长翻开这部长篇著作，回顾这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上特殊的“文化长征”——故宫文物南迁。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
作者：郑欣淼
文化不灭 国家永存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人郑欣淼历时四年撰写的新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本书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以六个篇章、四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年至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作者还以史家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刻画了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和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搬迁，而是一次涉及万余箱国宝的“文化长征”。从1933年2月起，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故宫博物院约1.3万箱珍贵文物自北平启运，先后迁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又紧急疏散至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辗转于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直至1947年才东归南京。
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故宫自身加上代管的国宝文物共1.9万箱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却几无毁损，创造了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这段历史，不仅是故宫博物院院史中至关重要的一页，更承载着民族危亡之际，一代文化守护者如何用生命与信念，赓续中华文明火种的厚重篇章。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故宫学”首倡者郑欣淼撰写的新著《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日记、书信与影像，以六个篇章、四十二万余字的篇幅，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年至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郑欣淼院长以史家的严谨、文学的温度，刻画了易培基、马衡、那志良和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以“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
在其荣休后历时四载撰写的著作出版之际，郑欣淼院长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及为何在退休后仍要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去梳理这段尘封的历史，郑欣淼院长的答案是，源于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从2005年起，郑欣淼院长便深入挖掘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珍贵档案，越研究越感到这段历史的重量与其被知晓的迫切性。在访谈中，郑欣淼院长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文物南迁的宏大脉络与动人细节——从易培基院长的力排众议、毅然启运，到马衡院长“人在文物在”的坚守与担当；从万余箱文物分三路西迁的艰险历程，到文物工作者在后方苦中作乐的精神生活。他不仅将这段历史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文物保护的宏大背景之下，更将其精辟地总结为“宫廷文化为体，博物馆文化为用，南迁精神为魂”的深刻文化现象。
更重要的是，郑欣淼院长深刻阐释了文物南迁所铸就的精神内核——对中华文明价值的深刻认同与敬畏。这种精神，穿越时空，成为连接两岸故宫的文化“脐带”，也为当下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关于责任、制度与协作的宝贵启示。这不仅仅是对一段过往的回顾，更是对何以故宫、何以中国的深沉叩问与有力回答。
Q-北京青年周刊
A-郑欣淼
Q 您作为“故宫学”首倡者，为何选择在荣休之后投入四年时间，专门撰写《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
A 故宫文物南迁史，是故宫院史的一个阶段，也是故宫学的研究对象。纵观整个故宫院史，我认为文物南迁是一段特殊而重要的历史，这一时期故宫的文物与中华民族共命运。
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中华民族存亡的时期，这不仅是战场上的抗争，也是文化的保卫战。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文物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底蕴的见证，也是最重要的载体。当时的先辈先贤已经认识到这批文物的价值和重要性，才会有文物南迁这段历史。
我是从2005年开始关注这个主题的。彼时正值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马衡院长逝世50周年。将文物运出故宫是易培基院长任内做出的决定，马衡院长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以后）负责将文物从上海、南京分三路向西南转移，这也叫“西迁”，从大概念上讲可以统称为“南迁”。
当年我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那里保存着当时故宫理事会的档案。这些档案记载了1937年至1945年间故宫理事会的多次会议记录。我看后大吃一惊，看了好几遍，每次都很感动，很有感触，而且越看越觉得重要。这段历史很多人不知道，即使知道有“南迁”这件事，也不清楚具体过程和细节。我认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
Q 您在书中深刻刻画了以易培基、马衡、那志良等人为代表的老一辈故宫人“人在文物在”的典守精神。在您看来，这种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对于当今的文博工作者能提供怎样的启示？
A 最初决定南迁是易培基院长力主的，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当时名望很大，力排众议做出这个决定，很了不起。这件事最终能落实，也得益于当时的理事会制度。文物于1933年5月运到上海后，易培基院长就辞职了，随后马衡代理院长，1934年正式担任院长，一直到抗战胜利。马衡院长在文物南迁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37年抗战开始，文物分三路西迁，这期间还有到英国展览和在南京修建保存库等重要事件。把文物从上海运到南京动静很大，但最终还是完成了。马衡院长向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人在文物在”的精神。我在书中引用并特别用红色标出来了。他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他们不仅仅是把保护文物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而是深刻理解其背后深厚而长远的意义。今天，我们文物工作者也应对自己所保护的文物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有所了解，有所敬畏。要有这个意识和素质，这是最重要的。
Q 文物南迁是一件宏大的历史事件，您在书写过程中，是如何平衡整体脉络与鲜活细节的？如何让专业史学著作兼具“文学的温度”与可读性？
A 文物南迁时间跨度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酝酿，到热河事变、山海关被占后，于1933年元月决定南迁，2月正式运出，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文物继续西迁。再到1945年抗战胜利，文物又运回到南京的保管库房——朝天宫库房。之后是国共内战，1948年底到1949年初，有2900多箱文物运到台湾。1950年，新中国决定将剩余文物北返，运了三次。
这么长的过程，为了让读者清晰理解，我把其分成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决定和开始南迁的过程，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运到上海，包括社会各界的反应、争议，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波折，还包括易培基院长的案件。
第二部分是从1933年马衡代理院长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文物西迁前，主要写了三件大事：一是清点文物，因为从北平紧急运出的文物有些没有详细登记；二是在南京修建保存库；三是到英国伦敦举办艺术展览会。
第三部分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西迁，分南路、中路、北路三路运输。
第四部分集中写文物在四川乐山、峨眉和贵州安顺等地临时安顿后的保护情况，包括文物工作人员的精神生活及与当地文教机构的合作。
第五部分是放眼世界，将故宫文物南迁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大背景下，对比欧美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文物保护措施，同时强调故宫文物保护是全民抗战的结果，离不开政府、军队和当地百姓的支持。
第六部分写抗战胜利后的南迁文物运回南京的过程，还有文物运台，以及文物返回北京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物南迁过程。
在具体写法上，我尽量不写成平铺直叙的历史教科书，而是穿插一些故事，比如文物工作人员的精神生活，他们的唱和、诗画、书法等。例如马衡院长喜欢唱昆曲，我还找到了他侄女婿画的一幅他唱昆曲的画，这些细节都很珍贵。
Q 部分南迁文物运台，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现状。您在任内积极推动两岸故宫交流，您认为研究和书写南迁史，对于增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未来合作，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A 从长远来说，两岸故宫交流的基础和动力是两岸文物的内在联系。两岸的文物原本是一个整体，一部分运到台湾，绝大部分还在北京故宫。
2009年，台北故宫要举办“雍正大展”，以帝王时代的文化艺术为主题。雍正有方“为君难”的印玺在北京故宫，而且清代帝王画像台北一件也没有。最终他们向北京故宫借了37件展品，成功举办了展览。如果不借这些展品，这个展览的质量就会受影响；有了北京故宫的襄助，雍正展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展。
2009年，台北故宫要出版一本书，是康熙时期一部明代藏文经书写本，叫《龙藏经》。他们在印刷时有一函打不开，就到北京故宫查询。发现我们所藏同一写本的相应函套内容与他们的完全一样，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这就涉及到提供电子文件的问题，需要协商，后来得到圆满解决。
这些交流表明，两岸的文物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为了学术研究，交流是必要的。2010年，我们提出“重走文物南迁路”活动，他们增加了“温故知新”的主题。他们来了10个人，我们16个人，一起沿文物南迁路走了半个月。
即使近年来因为一些政治问题，两岸故宫在形式上的正式交流受到影响，但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依然存在。我认为这种交流是割不断的，是两岸故宫的文化“脐带”，要进行历史文化研究，就不能不知道那些分散的文物。
Q 您认为故宫文物南迁的成功经验，为当下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哪些启示？
A 虽然时代不同，保护方法和水平会有所变化，但一些基本原则是相通的。故宫文物南迁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修了保存库和延禧宫的仓库，集中存放和装箱文物。西迁时也展现了应变能力，例如北路文物最初计划运到西安，但因无合适场所，改运宝鸡，后又因战事威胁，翻越秦岭运到汉中，再到成都。
制度方面，故宫文物在南迁过程中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例如，文物堆放有严格规定，确保在十几分钟内能找到任何一件文物；每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都要清点文物，按照规定由当地最高文化机构协同开箱检查。各部门的协作也很重要。文物保护不是单个部门或博物馆能完成的，需要与警卫、各地政府和民众协同合作。当然，时代不同了，过去的保护方式，如迁移，在今天可能不再适用，我们需要探索新的保护形式，但其精神是一样的。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提到，“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说，“保护好故宫，发挥好故宫的作用，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故宫人的光荣使命。”我们现在的展览就叫“百年守护”，过去一百年以及未来，守护好文物、守护好故宫是所有故宫人的光荣使命。
文 康荦
编辑 韩哈哈
人物摄影 解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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